9月23日，全国首例性侵被认定工伤女子与其前公司的劳动争议案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第二法庭一审开庭。
23日中午，记者从当事女子崔丽丽处获悉，该案法院未当庭宣判。
崔丽丽表示，她在庭审过程中基本没怎么说话，但感觉这次坚强了许多，都是作为代理人的丈夫和朋友在发表意见。“这次前公司换了代理律师，前公司没有派代表出席庭审。”
崔丽丽说，他们准备了200多页的证据，“对方也提供了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证据，比如我在工伤期间休假的规章制度，但法官在庭上要求被告方提交之前的休假制度。今天庭审主要的争议在于停工留薪的金额和休假。被告表示停工留薪期这块，他们表示尊重法院意见。法官也询问被告方是否有为我发放过停工留薪期工资，对方回答说没有。”
崔丽丽称，法院要求一周之内双方需要提交质证意见。“期待我们七天后提交完质证意见，法院作出的处理，目前不知道会不会二次开庭。”
崔丽丽换上事发当时衬衣和鞋子步入法庭
当天，本案受害人崔丽丽穿着被性侵当日衣服前往法庭，开庭前其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遭受性侵，跟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没有关系。”其称，“2年前的今天它见证了我的耻辱，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战袍。”
其丈夫张毅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作证。崔丽丽称，认定工伤过程很艰难，胜诉希望也不大，“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又在治病，考虑到经济方面压力不如自己来打这个官司”。
崔丽丽接受媒体采访
2023年9月23日，杭州某公司销售总监崔丽丽因商务宴请醉酒，被老板王某抱回酒店房间后性侵。
崔丽丽勇敢报案，历经半年调查，王某最终因强奸罪被判四年。
事发时酒店监控记录到的画面
但崔丽丽因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未获任何工伤待遇。她随后开启工伤认定维权，最终获得首例职场性侵致精神应激障碍的工伤认定。
据潇湘晨报，2024年12月2日，崔女士收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写明，崔女士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因不服工伤认定，公司方于2025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7月，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涉事公司的诉讼请求，对崔丽丽受到的伤害认定为工伤。8月，崔丽丽通过社交平台称，涉事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起上诉，意味着此前的法院判决已生效，她所受的伤害被认定为工伤。她表示，维权是一个去污名化的过程，希望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抛弃内耗，勇敢维权。
据崔丽丽提供的该案起诉状显示，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前公司赔偿停工留薪期内崔丽丽的工资，及此前未发放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未休假工资等共计约200万元，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此外，据其提供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显示，崔丽丽还追加诉讼请求判令前公司支付今年2月至9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近50万元。
崔丽丽表示，2023年9月，她在出差期间遭受前公司总经理王某性侵，并因此侵害致创伤后应激障碍；2024年4月，公司在她停工留薪期单方解除劳动合同；2024年12月，经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2025年3月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裁决书中虽支持她的部分请求，但对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周六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未休管理假工资计算有误。故提起该诉讼，请求法院全额支持。
来源：潇湘晨报、扬子晚报、九派新闻、潮新闻
此前报道
“监控里，我从他房间出来的时候没有穿鞋。”
崔丽丽常常会做噩梦，梦里她在一片无尽的黑暗里寻找自己的鞋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哪怕那天的记忆因为醉酒而模糊，深入骨髓的恐惧和伤害也在潜意识里隐隐作痛。
2023年9月22日一次商务酒宴，作为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出差，期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到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断片、应激、自我怀疑后，崔丽丽于当年10月3日前往事发酒店调取监控并与酒店值班人员一一沟通取证，回忆起当日部分细节，识破王某的谎言以及对她可能实施性侵的情况，并拨打110报警。案件经开庭审理，于2024年4月2日判处被告人王某强奸罪事实成立，有期徒刑四年。
案子赢了，工作却丢了。2024年4月18日，崔丽丽所在公司以其“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将其强制开除。由此，开启了崔丽丽工伤认定的漫漫维权之路。
历时一年多，今年8月11日，崔丽丽通过社交平台称，涉事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起上诉，意味着此前法院判决已生效，她所受的伤害被认定为工伤。由此，她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8月20日，潮新闻记者对话崔丽丽。
此前被搁置的停工留薪期待遇等（劳动争议案）正在等待进一步开庭审理。
从刑事追责到工伤认定，
她走上维权之路
“我从不被罗裙定义。”2006年，崔丽丽进入汽车行业，从一名销售做起，一直到2022年6月，进入涉事公司担任销售总监。“即便后来发生这么多事，我到现在都不曾后悔进入汽车行业，至今我仍然热爱它。”
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在职场自信、阳光、游刃有余的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以这样的形式转身离开。
2023年9月22日，醉酒的崔丽丽从公司高管实控人王某的房间醒来，王某以“衣服肯定是你喝醉了，觉得热自己脱的”为说辞，企图抹去自己的犯罪事实。直到事发后半个月，一直有所怀疑的崔丽丽前往事发酒店调取监控，最终决定报警。
在刑事阶段，王某团队曾两次求崔丽丽谅解无果。法庭上，王某坚持无罪辩护，声称崔丽丽在监控拍到的公共区域处于醉酒状态，但进入房间后已清醒，且是主动勾引，试图否认性侵事实。
但是，事发酒店监控录像记录了崔丽丽醉酒状态、被王某带入房间及后续在走廊的状态等关键画面，酒店保安、前台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证词，以及隔壁房客恰巧录下始发声音，为案件提供相对完整的证据链。
2024年4月，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刑。
“不在意刑期，只想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崔丽丽说。
本以为刑事案件的胜利，终会让事件向好发展，但工伤认定的过程并不容易。
“2023年12月，我再一次意识到应该申报工伤，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是被侵害，我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崔丽丽提到，事发后她就有申报工伤的想法，但被报警等事耽误。
好在，刑事追责的突破为工伤认定奠定基础。刑事判决书明确崔丽丽遭受侵害的事实，这一判决成为她主张工伤的关键依据——据最高法行政审判庭的答复意见，职工因工外出期间遭受意外伤害，符合“因工作原因”范畴的，应认定为工伤。
2024年4月18日，在崔丽丽准备申报工伤之际，公司以“未按规定请假、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拒绝承认工伤。原先支持她的直属女上司也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劝她“以公司为重”。
愤怒之余，崔丽丽先后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伤待遇。
工伤认定争议何在？三个核心争议
崔丽丽的工伤认定过程，始终围绕三个核心争议展开。
首先，如何界定“因公外出”。2025年5月15日，企业律师到杭州东郊监狱去找在押犯王某，让他证明9月22号那晚并非商务宴请而是私人活动，和工作无关，想以此推翻工伤认定。但是，崔丽丽提交的出差报告、宴请发票（公司已报销）、高铁及机票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链条，法院最终认定该宴请属于“因公商务活动”。
其次，“醉酒”是否影响工伤认定。公司援引《工伤保险条例》中“醉酒不得认定工伤”的条款，主张崔丽丽因自身醉酒导致伤害。
“但是，这次的工伤判决书里面也明确说了，我所受到的伤害是由于加害人王某的直接加害行为导致的，并不是由于我的醉酒行为导致的。”对此，崔丽丽在采访中强调，“我的状态与我受到的侵害无关，这不能成为公司免责的理由。”
最后，精神伤害的工伤认定标准是本案的关键之处。“国家对于精神伤害的要求比较严格，需要拿到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医院的诊断证明，而专业精神卫生中心医院的诊断证明必须进行至少一个系统性的治疗（12次或者3个月以上治疗）。”事发后，崔丽丽出现严重失眠和噩梦，并于固定三甲医院开取相关辅助药物，并未在规定医院接受系统治疗。
为此，2024年4月，她开始在安定医院接受系统治疗，历经12次心理咨询和近三个月药物治疗后，同年7月9日拿到专家会诊的正式诊断。
11月4日经天津市津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崔丽丽所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与2023年9月22日的创伤性事件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为工伤认定的突破提供了有力证据。
2024年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书》显示，此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因不服工伤认定，公司方于2025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
今年3月24日，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裁决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以及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费用共计113万元，该事件成为国内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事件。对此，公司方同样不认可，提出上诉。
同年5月，工伤认定案再次开庭，庭上出现了王某出具的一份笔录，但并未改变最终结果，7月16日工伤案宣判，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8月11日，历时20多天的等待，公司未提出上诉，工伤案《行政判决书》最终生效。
工伤行政诉讼判决胜诉后，崔丽丽在法院门口拍摄 受访者供图
不过，崔丽丽告诉记者，之前公司方不认可的停工留薪期待遇等（劳动争议案）因工伤案未决，该案一度中止审理，目前已经向主办法官申请重启该案。
今年5月，企业在工伤认定二次开庭庭审上出具的一份由代理律师问询、记录王某签字的证言笔录。“其中，代理律师询问王某‘事发之后崔丽丽有无主张过赔偿、赔偿的时间及金额’等问题，虽被当庭推翻但这是对我的二次侮辱。”崔丽丽告诉记者，她将会追究王某、企业及其代理律师作伪证、诬陷诽谤一事。
崔丽丽说，期待迎来最终胜利的那一天。
新的档期，
她给自己留了“一棵树的时间”
回望来路，崔丽丽仍记得那片泥泞——自责与羞耻像藤蔓缠住脚踝，报警的念头一次次被“要是丢工作怎么办”按灭。
“可该恐惧的，从来不是受害者。”一句话，她把自己拽出了泥沼。
两年过去，她的日常已换成另一种刻度：每周一次心理咨询，一把白色药片，一本噩梦记录。镜头前，她的声音仍会颤抖——8月11日那天，她举着《工伤行政判决书》录制视频，手机抖到画面模糊。“这不是我想给网友的模样，却是此刻最真实的我。”
她记得丈夫那句“倾家荡产也要陪你打到底”；记得酒店前台女孩偷偷递来的纸条；记得杭州检察官把卷宗翻到卷边，只为补齐一条证据链；也记得微博私信里那些“姐姐，谢谢你没放弃”的陌生网友。
她说，因为被光照过，所以想举起火把。
案件尘埃未定，但她的邮箱、私信已塞满求助。取证难、家人劝“息事”、公司逼“自愿离职”……每一条都像复制粘贴的旧剧本。
于是，她给自己排了新的档期。
案件终审后，开专栏、拍视频，把流程、证据清单、心理援助电话做成“求生地图”；走进校园、企业，告诉女孩们“沉默才是帮凶”。
“我想告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案例，推动企业完善职场保护机制，让权力不对等不再成为性侵的温床。
2024年12月，崔丽丽工伤认定成功后拍摄 受访者供图
作为国内第一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事件，崔丽丽的胜诉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她也给自己留了“一棵树的时间”。
树根，扎在每周的心理诊室；树干，是仍在继续的诉讼和仲裁；树冠，则伸向更远处——她想让后来的人不必再在黑暗里赤足奔跑，而是能在树荫下歇一口气，然后继续赶路。
从哽咽到平静，从受害者到种树者，崔丽丽明白了：一个人的胜利，只有长成了一片森林，才算真正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