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7月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驭未来、应势图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接受网易财经智库专访，探讨了当下经济热点问题。
乐观看待中美博弈新局
“已黔驴技穷”
对于下半年中美博弈的走势，李稻葵比较乐观，他认为，当前中美博弈，性质与2018年截然不同。“2018年不摸门儿，坦率地讲，我们那个时候总是有一点看不清，不知道这个黔驴到底有多少技能。现在知道了，它是黔驴技穷，它没那两下子，它不就是叫唤叫唤嘛。”李稻葵表示。
在李稻葵看来，事实上，中国手中握有不少反制筹码，稀土便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产品。经过多次交锋，中国已找到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有效方式。
另外，李稻葵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特朗普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人——他关注全局，对物价、就业以及美国企业的发展状况都十分在意。即便嘴上言辞激烈，内心却清楚分寸。基于此，李稻葵认为，对于当前的中美博弈局面，总体而言可以保持乐观。
建议给外来打工者直接发15万安家费
每年发1万亿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
对于如何提振内需，李稻葵表示，可以进一步释放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首先要搞清楚中低收入人群是哪些人，主要包括两类人："半城市化"务工人员，即已进城工作、但未享受市民待遇的外来务工者；农村留守群体，即未进城务工的农村老人与儿童，尤其是养老金水平极低的老年群体。
李稻葵表示，对于满足条件的进城务工者，比如外卖员，应赋予其城市身份，让他们能在当地买车、为子女办理入学、申请保障性住房。“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大概一个人15万。”李稻葵表示。
在李稻葵的设想中，考虑到地方政府资金压力，可由国家每年安排1万亿元长期债借给地方政府，期限10-20年，专项用于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他表示，据测算显示，5-10年内，这些人群带来的消费增长和增量，能通过税收及经济活动提升逐步偿还成本。
此外，李稻葵认为，对于那些进城务工者，若其父母和孩子仍在农村，也应给予适当补助。以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为例，目前他们的退休养老金每月仅有222元，今年虽有增加（预计增加100到200元），但总体数额依然较小。李稻葵提议直接提高1000多元，将他们的养老金从每月222元提高到1300元。
他表示，倘若上述这两件事能够得以落实，对于提升我国消费水平，应当能够迅速发挥积极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更能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建议将最少提至8000元
45%最高边际税率该降了！
对于个税起征点，李稻葵认为可从多个方面着手优化：
首先，对于刚达到个税缴纳标准、月薪超过1万且有正规收入来源的人群，应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比如从5000元提升至8000元。李稻葵表示，目前已有约1亿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考虑到多年来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涨，这一调整只是一个基础，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其次，李稻葵提议，针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需适当提高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如今，专项减免的种类和标准应更加明确并合理提升。例如，赡养老人需要承担诸多费用，如老人看病、住院等开支；养育未成年孩子的教育成本更是高昂，这使得很多年轻家庭不敢生二胎、甚至不敢生育。因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家计减除项目应进一步优化，以减轻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
再者，李稻葵认为更需关注的是，45%的最高边际税率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从横向对比看，投资资本所得税税率仅为20%，企业的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也远低于45%，而打工者却面临近乎全球最高（除北欧外）的边际税率。
此外，他还表示，45%的最高边际税率会削弱高端人才竞争力。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时，高税负往往成为阻碍——因为这些人才薪资的个税极易触及最高边际税率，而高端人才恰恰是科技突破的关键，45%的最高边际税率既不利于人才留存，也与发展需求相悖。
有人认为提高高工资收入人群的税率可以拉平收入差距，但在李稻葵看来，这种想法忽略了现实。他表示，真正发财的并非是靠拿工资的人群，而是办企业和搞投资的人。因此，个税改革不能拍脑袋决策，而应回归常识，实事求是。
新能源汽车内卷真相：
地方政府为争增值税过分注重生产
对于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问题，李稻葵认为，根源在于两个核心机制的失衡，需通过制度调整打破困局。
第一个机制源于地方政府对生产环节的过度侧重。李稻葵表示，许多地方政府过分注重生产环节，却忽视了消费市场。这是因为增值税的征收特点导致了这一现象，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增值税随之产生，且需在生产地缴纳，其中一半归地方政府所有。然而，这部分税收并非流向购车者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而是归生产地政府。基于理性的利益考量，各地政府都积极争取这一税收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盲目扩大产能的冲动。毕竟，产能扩大意味着企业开工增加，增值税收入也会随之上升。
李稻葵认为，要打破这一机制，需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增值税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他提议，未来，增值税可实行新的分配方案：一半收入归中央政府，另一半收入由销售地和生产地共同分配。例如，增值税其中50%收入归中央政府，剩余50%收入由生产地和销售地政府分别按一定比例分配。这样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盲目扩大产能的动机，使其更加注重消费市场的培育和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机制源于资本早期的博弈策略。李稻葵表示，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初期，资本大量涌入，投资者采取广撒网的策略。比如，一些投资者认为在四五个新企业中，总有一个能够脱颖而出——只要有一个企业成功，其股票就会大幅上涨，投资者便能获得丰厚回报。因此，很多投资者选择同时投资多个企业，让它们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内卷。最终，成功的企业被投资者收入囊中，实现资本增值。这种简单的资本博弈机制加剧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程度。
李稻葵表示，要根治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还需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平衡机制。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但行业内却是“有进无出”，即企业都不愿意主动退出，只能在市场中苦苦支撑，导致产能进一步膨胀。在李稻葵看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应实行“有进有出”的政策：对于想要扩大产能的企业，需缴纳一定的生产线扩大费用，这笔费用将用于补偿那些愿意退出行业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行业的动态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整个行业重新焕发活力。李稻葵表示，实际上，这种做法在钢铁行业已经有过成功实践，通过有价转让过剩产能，有效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