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位被执行人名下的人身保险保单被法院划扣，受到业内关注。一些保险销售人员提到的保单“避债”功能真的存在吗？
券商中国记者采访多位律师了解到，多地高院文件明确，人身保险保单可以强制执行。原则上，只要被执行人的人身保险存在财产利益的，都有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强制执行财产范围。简而言之，司法实践中，不存在所谓保险保单不能执行的说法。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保单实现避债功能有前提条件，保险并不是绝对地可以避债。
保单现金价值被法院划扣
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内0702执2100号之二十三）显示，该法院于2024年8月14日执行立案，该院已依法采取的执行措施中包括，对普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原实际负责人、团队经理、业务员多人的保险保单现金价值予以划扣。
相关人员均为被执行人，即，已被法院判决或裁定负有履行义务，且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当事人。
这份《执行裁定书》提到：被执行人鄂**名下有阳光人寿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的保险保单，法院已扣划现金价值2970元；被执行人董**名下有中国人寿保险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的保险保单，法院已扣划现金价值25745.19元；被执行人冯**名下有泰康人寿保险保险保单，法院已扣划现金价值105247.27元；被执行人华**名下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的保险保单，法院已扣划现金价值46423.44元；被执行人冯**名下有合众人寿保险的保险保单，法院已扣划现金价值105013.41元。
保单的现金价值，可以理解为保单当时对应的价值。上述法院划扣现金价值，需要保险公司配合予以进行减保或退保操作。
多位法律专家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从上述案例看，法院划扣保险保单现金价值并无问题。
“原则上，凡被执行人持有的人身保险中含有财产性利益的，均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强制执行财产范围。”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雪雷律师表示。
他表示，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对兼具较强人身专属性、现金价值较低但保障功能显著的保单(如重大疾病保险、意外伤残保险、医疗费用保险等)，人民法院会基于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的整体情况，在必要时审慎考量对其予以适当豁免。
同时，王雪雷提到，需明确的是，人身保险涉及的财产性权益归属不同主体：投保人享有现金价值、保单红利等权益；被保险人可能享有生存保险金等权益；受益人则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或已确定的保险金给付。执行措施将针对被执行人名下对应的具体权益展开。
多地高院早已明确：保单可以被强制执行
受访的法律人士均表示，从司法实践来看，保险保单一直可以被强制执行，不存在保险保单不能被强制执行的说法。虽然《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载明“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但这只是明确了保单的赔付不受影响，并不是明确保单不得被强制执行。
事实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保险保单有相关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提到的被执行财产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保单，但各省市高等法院多年来已陆续对人身保险的执行做了说明。
例如，2023年9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金融监管总局四川监管局联合出台的《关于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执行和协助执行的工作指引》提到：“人民法院因办案需要，依法要求保险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以下简称保单财产利益），包括现金价值、个人账户价值、红利、满期金、生存金、保险赔款等，保险机构应当积极协助配合。”
上述《指引》显示，被执行人为投保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冻结或扣划归属于投保人的现金价值、个人账户价值、红利等保单利益。被执行人为被保险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冻结或扣划归属于被保险人的满期金、生存金等保单利益。被执行人为受益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冻结或扣划归属于受益人的满期金、生存金等保单利益。
此外，2021年11月上海高院《关于建立被执行人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协助执行机制的会议纪要》显示：冻结或扣划投保人（被执行人）的现金价值、红利等保单权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均为被执行人同一人时，人民法院可直接冻结或扣划。
2018年7月江苏高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对被执行人所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权益执行的通知》显示：保险合同存续期间，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权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归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执行。
一位寿险公司法务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从各高院文件来看，各地法院对保单能否强制执行的观点基本一致，均表示保单现金价值可以强制执行。只有广东高院的解答意见（2016年）与其他法院的观点略为不同——该意见认为，对保单的现金价值能否强制执行要以被执行人意愿为准。最高院的判例则支持了保险保单可被执行的观点。”
是否能“避债”？
保险保单经常被保险业务员宣称具有避债和资产隔离功能，实际如何？
首先，多位律师提到，保险销售宣传保险避债是不规范也不合规的。金融监管总局2023年9月发布的《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建立保险销售宣传管理制度，确保保险销售宣传中，“不得隐瞒限制条件，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夸大表述”。
其次，上述寿险公司法务人士表示，需要澄清的是，保险保单并不是天然地绝对地可以避债避税，保单可避债本身需要诸多前提条件。
该人士举例，保单现金价值维度要实现“避债”目的需满足一定条件。例如，特定地域，比如广东高院在2016年《关于执行案件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的解答意见》中提到，对于是否可执行保单的现金价值需以被执行人同意为前提；再如，特定险种，比如上海高院明确重大疾病保险、意外伤残保险、医疗费用保险等产品人身专属性较强、保单现金价值低，但潜在可能获得的保障大，人民法院应秉承比例原则，对该类保单一般不作扣划。“当然，这还不涉及投保资金来源合法性判断的问题。”
他分析，保险保单架构可以有一定的“避债”设计，但其实际效果或比较有限。比如，为实现资产传承，在设计保单架构时能做的基本只有三点：一是明确指定身故受益人；二是最好指定一位以上受益人，避免因受益人先于或与被保人同时死亡时，保险理赔金被作为被保人的遗产而需要偿还债务的情形；三是尽量避免将受益人约定为包括姓名与身份关系的受益人。
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喻丹律师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在实务中，为实现“风险隔离”功能，保险金信托是常见工具。该架构将保险金请求权及相关权益（例如保单现金价值）纳入信托财产。若信托依法有效设立且信托财产来源合法，通常可有效实现资产隔离。但若用于规避法定义务（如债务追偿、违反刑法等特定情形），信托可能被否定（“穿透”），导致隔离失效。
责编：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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