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合伙人私下侵占了我们公司4600万，我报警后警方调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该起诉。但检察院却两次退回，说警方主动提出‘案情有重大变化需重新提出处理意见’的要求。警方书面否认了检方说法，表示‘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交过该意见’。”
近日，山西省汾阳市的耿先生向大风新闻反映说，自己维权8年身心交瘁，案子不知何时才能有结果，帮自己挽回损失。
清算“亏空”——男子与他人合伙运营搅拌站多年，欲退出时发现“4600万元被侵占、挪用”
60岁的耿先生告诉记者，早在2007年，他在汾阳当地筹建了一家混凝土搅拌站，“一开始是我个人投资，到2008年出现资金短缺，经朋友介绍打算引入别人合伙投资。经考察，合伙人王某某于2008年7月加入，我们约定投资比例为4:6，我为4，王某某为6。”
“王某某是我同乡，他进来后，我把董事长位置也给他了，公司包括会计、出纳、采购等位置也都是他带来的人。”耿先生说，公司自2008年到2013年都正常生产，但存在大量欠款现象，到2014年开始亏本，2015年底公司被迫停产。次年，耿先生提出自己想退出的意愿，并表示自公司2008年开始运营，一直未清算账目，他决定清算后退出。
“没想到一清算就发现了大问题。”耿先生说，起初王某某说账丢了，在僵持很久后，双方同意委托一家审计机构对公司账目及运营进行审计，结果发现，在共同运营期间，王某某不仅利用白条等手段，其名下其他产业使用搅拌站混凝土及各种款项，还曾伪造耿先生签名从金融机构贷款，各种款项合计达4600余万元。
“我前后一共投入了700多万元，公司正常生产那几年，他经常说钱要不回来，我也没分过红。”耿先生说，虽然审计报告上说他们公司几年间盈利了一千多万，他应该分红到500多万，但实际上，数年来，别说利润了分红了，他连本钱都还没有拿回来。
遭遇“顶牛”？——案件被两次退侦并最终撤案，检察院、公安局对撤案原因说法矛盾
认为王某某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挪用公款、诈骗公司财物等罪名，耿先生于2017年10月到汾阳市公安局报案。直到2018年3月21日，公安机关以挪用资金罪立案。两天后，王某某办理了取保候审。
图为立案告知书
耿先生说，案件于2018年6月29日侦查结束，移送至汾阳市人民检察院，结果被检察院退回补侦两次，并称退侦期间“公安局自认为案情有重大变化需要重新提出处理意见”。然而，公安局随后两次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该局从上到下均未提交或表达过类似“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建议检方提起公诉。
耿先生介绍，最终汾阳市人民检察院坚持做案件撤回处理，诉讼程序终结，并书面表示，若汾阳市公安局认为构成犯罪，可以重新移送审查起诉。最终在2019年3月1日，汾阳市公安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该案。
耿先生提供的案件材料显示，2018年12月份，汾阳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具汾检刑同撤〔2018〕12号和汾检刑同撤〔2018〕14号《汾阳市人民检察院同意移送机关撤回通知书》同名文件，其中12号文表述称：你局2018年7月3日起诉意见书移送我院审查的王某某挪用资金案，在我院退回补充侦查期间，你局认为该案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重新提出处理意见。经审查，同意你局将该案撤回自行处理的意见。14号文件表述稍有变动：在我院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你局重新报送后，经审查认为证据、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化，我院提出建议后，你局同意我院的处理意见，经审查，同意该案撤回自行处理。
警方也先后向检察院出具了两份情况说明，表达了完全相反的说法。其中2018年12月25日的情况说明中称：你院于2018年12月14日同意我局将王某某挪用资金案撤回自行处理，其中所引用依据为“我局认为该案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重新提出处理意见。经我局和办案单位、法制科、分管领导逐一核实，均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交和沟通认为“该案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重新提出处理意见”。另外，我局对该案移送起诉包括两次补侦都证据确实充分，我局认为王某某挪用资金罪定性准确，证据充分，足以认定王某某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事实。同年12月28日，汾阳市公安局再出具了一份长达5页内容更为详尽的情况说明，其中表示，该局12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后，于28日再度收到检方的同意移送机关撤回通知书，经局长、分管局长、法制科、办案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不同意你院建议处理意见，建议你院对该案审查起诉。
汾阳市公安局的情况说明
随后，检方再度出具文书，提出相关疑问，并称与公安局分管领导沟通后，决定做撤案处理，诉讼程序终结。并称“你局认为构成犯罪，可以重新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公安局撤案。
“公安局是无奈情况下撤案的。”耿先生表示，“至于其中原因无从得知。”
耿先生称，案件撤销后，他多方反映，四处寻找新证据。2024年5月，他将涉及200万元账目的新证据递交公安部门，至今无音讯。
相关回应——汾阳检方未做回应，公安称“当时定挪用资金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当年有关撤案问题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近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辗转联系到当年的办案人员，试图解开背后原因。
记者联系到当年曾参与此案的汾阳市人民检察院一名负责人，对方未就此案做正面回应，称需要联系该院官方。
记者联系到汾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一名负责人，他表示，当年他曾参加该案的调查，但之后不久被上级抽调，因此对具体原因不清楚，也不便发表看法，“我只能这么说，当时这个案子定挪用资金是没有问题的。”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该案当地已成立专门对接部门，只要当事人认为有嫌疑，都可以提供证据进行报案，不存在选择性接案的情况。
汾阳市政法委一名负责人表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将案件反映到政法委，他们都会直接转到具体的办案部门处理，如果司法机关有违反程序办案的行为，当事人有两种渠道解决，一是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法律有明确规定，检察院负有对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执法办案进行监督的职责；另外就是如果认为当事司法机关存在违法、违反程序办案的行为，可以到其直属上级机关进行反映申诉。
律师说法——检方当年做法存在程序不合理之处，当事人可提交新证据申请复议
“检方的处理方式存在疑问。”就此，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从程序上看，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的确有权力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且以两次为限。但该事件中，检方称公安局认为案情有重大变化需重新提出处理意见，与公安局所强调的“未提交过该意见，案件定性准确，证据充分”相矛盾，且检方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案，与公安机关认定不符，其间理由难以自洽，存在程序不合理之处。
赵良善表示，当事人可向汾阳市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复议，说明新证据情况，要求检察院重新审查案件，依据新证据重新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耿先生亦可向当地政法委、上级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提供新证据，说明案件此前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请求上级机关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处理，重新立案侦查或审查起诉。
赵良善提醒，当事人耿先生与人合伙开公司后，在公司正常运营的数年间均未对账目进行监管清查，或为其受损失的原因之一。“合伙开公司时，可通过完善协议与制度、加强财务监管、建立监督机制等措施，来规避其他合伙人挪用资金或职务侵占等风险。”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杨德合 编辑 董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