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完整看完《长安的荔枝》的剧版，也不是书迷，仅冲着演奸臣进了影院。
电影里的李善德老婆还在，他们还在一起期待在自己的院子里头种下一棵桂花树。
这看上去要比剧里的李善德要幸福。他没那么苦。
既是导演也是主演的，用了很多现代的语言和说唱作为背景音。希望观众能带着新鲜和热情去看一段，发生在几千年前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
电影里，我的第一个尴尬的笑点是来自于的巴掌。第一次，李善德接下荔枝史任务后，因通宵不归，郑玉婷（杨幂）抬手一记正面耳光，力道之重让李善德嘴角渗血。
这个巴掌过于讨好女性观众，大鹏太清晰当下女性的爽点。我尴尬这讨好来得不合时宜，李善德刚接下荔枝史任务，赴死几乎已是唯一答案。不由分说的巴掌只能打破观众的情绪。
第二次巴掌，李善德决定独自前赴岭南前，郑玉婷再次扬起手掌。
李善德挨完巴掌还调侃：“玉婷，怎么这次打得轻了些？”杨幂低头整理他的衣襟：“怕吵着孩子”。
这时，我依旧觉得强行加戏。李善德此行前路茫茫，生死未卜，妻子未能分忧，为何还能举起巴掌。
寥寥几幕，到后来才惊觉夫妻之情的刻画是以“巴掌”为锚。李善德从来没怨过那些巴掌。因为他知道，掌风里藏着的是“我怕失去你”，眼神里闪烁的是“我等着你”。
这个男人赶到岭南时，已将一身亮蓝色的官服磋磨成看不出底色的破布。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任务本身就是笑话，就是死路。实验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他没有给自己发疯，喘息，哪怕停留一刻思索要不要放弃。唯一的理由是回到“一日三餐烟火，三双碗筷叮当，四季共檐长”的画面里。
我的心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沉。
正手的疼，反手的暖。
原来最好的家，从来不是只有岁月静好这一种模版，而是有个人愿意为你“张牙舞爪”，愿意用最笨拙的方式，在你心里刻下一个锚点——无论你走多远，闯多大的祸，受多少委屈，想起脸上的温度，就知道，有人在家等你。
在岭南遭遇山匪时，撑起他的不是杨国忠的金牌，是妻子手背扫过脸颊的温度。
当李善德最终在脚程格眼薄上，将六路运作机制都画上大黑叉的时候，我猜他多希望，那是妻子一个巴掌就能解决的问题。
相比剧版里的李善德，影版更没有。
他初到长安，意气风发，连列队喊口号都能嘴角朝上。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在长安这座繁华制度站稳脚跟。他工作从不挑拣，省吃俭用，人到中年，到已经和当年的入职画像看不出来是一个人的时候，终于贷款买下住所。
光生存就已不易，没有力气再谈理想。
在完成运送荔枝鲜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杨国忠的金牌是李善德能撬动整个大唐官僚拓印，完成“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唯一光环。
那枚金牌上的权势，是他从一个被同僚戏耍的可怜人，变成能调动州府，打通驿站的关键钥匙。起初他以为这是“保命符”，是能护着他完成任务回家的钥匙。直到他一步步走进驿站深处，看到散落在地的账簿，百姓凑不上“荔枝钱”不得不离井背乡，才看清这“光环”的底色。
他像每一个“无能”的人一样，没有更多的计谋和筹划。只是跪在地上，跪在杨国忠面前，用他唯一擅长的数学一笔一笔和杨国忠算账论事。
能侥幸活着已算唯一主角光环。
被贬去岭南。满头白发的他，佝偻着背在荔枝园里。和初入长安朝气蓬勃的李胜德已隔恍如隔世。幸好那个扇他巴掌的人还在身边。
这是这恐怕已经是，导演最善良的地方。
当李善德得知长安沦陷。他默默地走到荔枝树下，拿出一筐荔枝。一颗一颗拨开，放在嘴里嚼出眼泪。红皮裂开的声音，像极了心里某些东西碎掉的声响——那个相信“长安自有理想”的自己，那个以为“努力就有回响”的自己，终于在红果肉的甜腻里，承认了失败。
他哭的是，自己的大梦一场。
李善德最终没有成为长安的“功臣”，却在岭南将那些被砍掉的荔枝林里，一一用布条包扎上新的枝芽，一棵一棵地浇灌。
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长安街上的“李善德”，靠着算筹和努力能创出一片天，最后承认自己不再是主角。
年轻时追求的“宏大叙事”，像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让我们有勇气离开舒适区，去闯荡、去试错。中年后的“具体视角”，选择把枝叶伸进了可照顾的具体，看似“庸常”，实则在更深的地方“活成了自己”。
有人说，这种转变是理想的缩水，是不得不退到的境地。“不得不”的背后是被逼无奈，是无计可施的下下策。而李善德在长安看似依旧繁华，只要选择向杨国忠表忠心，即可一直拥有“杨国忠”的金牌，他主动选择了赤膊抗争，是如愿。
小说和电影是否美化一个人已不重要。“主动选择”已给人力量。
